港台錄音二:我們不單止太乖

我們不單止太乖‧我們是太麻木

主持人這次找我寫blog講野，主要是因為過去一個半月，我在母校中文大學發動了一場反對斬樹行動，製造了一點噪音。主持人特別要求我講一個題目：大學生是不是太乖？先講兩句背景。之所以出現這個問題，是因為在行動過程中，保樹立人小組先後兩次在校園要斬樹的路面上用漆油寫大字，先是寫「保樹立人」，後來被校方擦掉，再補寫「斬樹高層毀中大」。這幾個字，成為中大學生和主流傳媒的焦點，大家異口同聲譴責保樹黨破壞公物，認為保樹黨是以破壞環境的方式制止破壞環境，毫無說服力。香港大學生係咪大乖？
我講個故事給大家聽。上個月有幾個獨立媒體的朋友到了南韓開會，順便探訪在去年世貿示威期間認識的南韓大學生。南韓全國的大學生正在進行反加學費抗爭，首爾街頭可以見到幾十人一組的學生緩步跑示威，而朋友到訪的延世大學由於加幅特別高，反抗的程度亦較為激烈。朋友一到埗，就被同學帶到延世大學的行政大樓，一路上一路上，居然去到校長室！原來校長室已經被學生佔領，成為抗爭運動的指揮部。同學在校長室的會議枱開會、溫書和開工作坊，雪櫃放滿啤酒。他們計劃一直留守，直至校長停止加學費。睇到南韓大學生的積極和那種改變現狀的決心，香港的大學生唔單止係太乖，而係太麻木，太無情了。有朋友說，其實香港整個社會都一樣，我們都以為現實是不可以改變的，無力感充斥每一個角落。連學生會的同學，都唔覺得自己做的事真的會成功，變得得過且過，喊一句口號都怕醜。在香港大學校園，唯一依然充滿熱情咁宣揚信念的，就只有傳教的基督徒。唔知咁樣是基督教會的光榮，定係香港的不幸？

港台錄音一:食西北風

噚日有個九十年代中在中大藝術系畢業、在香港文化界薄有名聲的朋友發了一個email來，內容如下：
「手頭的research又出唔到糧……今日銀行只有133元。前幾天發窮惡，想起一些較實際的辦法。就是開列一張明碼實價的價目表，以後有人找你做job，就電郵份價目表過去。我覺得大家都咁做既話，d人以後至會明寫字同「創意」係要錢既！」
價目表其中幾項分別是：新聞稿及雜文一字八毫；專題訪問稿一字一元連訪問；演講及主持每次一千蚊起；策劃活動小型千五、中型二千五、大型五千。我唔知聽眾覺得貴唔貴？但那些傳媒編輯呀講座主辦機構呀就肯定覺得貴。點解？因為佢地真的以為寫字同創意唔使錢架。
你問香港大部分文化工作者，每個人都有一段剝削血淚史。以我為例，呢一兩年曾經替大學、公信第一的報紙、新興青年智囊組織、大型書店講講座，每次都預備成個禮拜睇一大堆書加上腎上腺上升。但每次都係一個仙都冇，最多係送幾本你唔要的書、或者一個放手機的紀念座，加埋兩句多謝。寫稿係有錢，但少都得人驚，替某大報寫星期日副刊三千字連相只得八百蚊。一個月寫到盡都係得五六千蚊，點生活？
所以大家唔好再以為香港好尊重知識產權，香港人只係欺善怕惡，大企業出律師信告人就講尊重，一講到我們這些知識個體戶自由身工作者，大家就會話：佢地食理想呀嘛，係要付代價，係唔會有職業保障架啦。
講公民社會，一定要先講對知識人文化人的尊重。不如就由這間電台做起。我用了六個工作小時寫這五篇隨筆，由西貢的屋企山長水遠黎錄音。邀請我來的節目主持和幫我錄音的技術員都有糧出，唯獨係我出完時間力氣之後居然一個仙都冇要返屋企吃西北風。
咁o既現況，係咪有需要改變呢？

罕有的影評

香港國際電影節早陣子放映巴勒斯坦導演Hany Abu-Assad執導、描述兩名自殺式炸彈襲擊者行動前遭遇的美國金球奬最佳外語片《立見天國》﹝Paradise Now﹞。文化中心千七個座位都坐滿人，令人誤以為香港人突然間關心起中東政治來。為什麼是「誤以為」？因為電影一完結，九成觀眾未看謝幕名單就趕着離場，然後開始七嘴八舌大發議論；我和剩下一成人照例待到落幕，步出太平門，聽到前面一名男子說了句太難聽的話：「我expect會爆炸添。」

有些電影看過以後，是不能馬上評論或說三道四的，要給時間讓戲劇的震撼與現實慢慢剝離，尤其是那些與現實世界糾纏不清的電影。最近這種片子特別多，除了《立見天國》，還有同樣關於自殺襲擊者的美國電影《內戰》﹝the war within，由新晉導演Joseph Castelo執導﹞，再加上兩部關於九一一襲擊的片子﹝分別是零四年由英國第四台拍攝的the hamburg cell和四月底在美國上映的United 93﹞。經過接近五年，四次大規模恐怖襲擊和兩次戰爭，西方人對伊斯蘭自殺式襲擊者的禁忌漸漸撤下，我們終於有機會通過電影進入一個有背景和充滿細節的襲擊者的世界。

進入的震撼非常大，也令人不安。就以我看過的《立見天國》和《內戰》為例，兩套片都沒有離開自由派對於恐怖活動的立場，即是譴責恐怖襲擊的同時拒絕將襲擊者妖魔化，希望從他們的角度解釋事件。兩位導演接受傳媒訪問時說了些近乎常識的套話。Hany Abu-Assad說：「這套電影是從藝術的角度去看政治議題。政客總是以黑白善惡來判定事情，藝術則強調人。你喜不喜歡也好，他們﹝襲擊者﹞也是人，他們的基因構造和其他人沒有分別‧‧‧他們在劇中的反應，是一個人面對複雜處境時的正常反應‧‧‧希望觀眾能夠從不同的角度經驗這個處境。」Joseph Castelo說：「在這個被恐怖襲擊傷害了的世界，我不能想像拍其他片子。我們的恐懼是真實的，但各方卻一直拒絕了解。我明白要同情試圖傷害我們的人很困難，不過我仍然深信同情的必要和力量‧‧‧對主角hassan帶着同情的刻劃能促進各方易地而處，留意對方的經驗‧‧‧但這絕不等於原諒或合理化他的舉動。」

《立見天國》講said和khalid兩個在西岸城鎮納布盧斯長大的好朋友，過着不能再普通的車房工人生活，喝茶抽水煙和女孩子打情罵俏。一晚武裝組織高層突然來訪說：「到你們了。」原來兩人早已報名做自殺襲擊者。之後無聲無色地和家人吃過最後晚餐，開始一連串繁瑣的預備程序。張羅了一整天，終於等到赴死的時候，誰知一潛入邊境馬上遇到以軍。兩人失散重聚再出發，原先鬥志十足滿口虔誠的khalid在歷經波折兼被said的情人suha臭罵一頓後心生疑惑，做了逃兵，最終said卻因為放不下父親當年賣國的恥辱包袱而堅持到底，在特拉維夫巴士上引爆炸彈。《內戰》的劇情和美國人更貼身。被冤枉涉及恐怖襲擊的巴基斯坦工程師hassan，在獄中認識來自阿爾及利亞的武裝分子khalid，hassan在遭折磨問話期間受激進伊斯蘭教感召加入秘密組織。三年後hassan潛入美國和khalid一夥人會合，準備發動大規模襲擊。結果組織被瓦解，hassan和khalid兩人協定繼續行動，最後也是khalid做了逃兵，hassan沒有退路，一個人在中央車站引爆炸彈。

自從九一一襲擊後，英語世界出現了一股伊斯蘭熱，有關伊斯蘭教和聖戰的書籍出完一本又一本。這股伊斯蘭熱的其中一個面向是，試圖以伊斯蘭傳統「證明」恐怖襲擊有其文化基礎；不單西方社會流行這種說法，香港的評論人亦鸚鵡學舌地以一千四百年前的伊斯蘭歷史事件，來解釋去年法國各地爆發的少數族裔騷動。另一邊廂，陷於守勢的中東地區伊斯蘭溫和派教長們，則要一次又一次出來以經駁經，判定自殺襲擊違反教義，和布什異口同聲地說伊斯蘭教愛好和平。

上述喋喋不休的是非爭拗，的確像導演說的那樣欠缺人味。電影厲害之處在於，將我們一下子從習慣了的理念討論，拉到最平凡最個人的顧慮。我特別留意在兩套電影中都做了逃兵的khalid。他們退出襲擊的決定，根本和什麼伊斯蘭教義和倫理無關，即是說他們並不是因為突然發覺發動襲擊是錯誤或者不合教義而臨崖勒馬。他們左思右想的盡是自己和身邊的家人，最後因為怕死、懦弱和眷戀塵世放棄「天堂」任務。在短暫的抉擇中﹝《立見天國》的劇情都在四十八小時內發生，《內戰》中khalid只有二十四小時決定是否赴死﹞，怕死/不怕死、懦弱/不懦弱之類的個人特徵才是關鍵。

這幾年的自殺式襲擊者都要背上一大量伊斯蘭標籤，什麼天堂、聖戰、處女，西方傳媒更言之鑿鑿地嘲笑穆斯林青年為了到天堂和處女交歡才加入行動。兩套電影將這些標籤統統拆解掉，但偏偏容許襲擊繼續發生，無非是想指出，襲擊與否跟是否上天堂沒有多大關係。剛才說過電影中的退出者並非認為行動本身有錯，那引爆炸彈的said和hassan又如何？他們也不單單因為認為行動正確就一鼓作氣，而是各有各的包袱令他們不能不拉動引爆掣。said從頭到腳也不是激進穆斯林，參加襲擊最簡單的理由是想衝出西岸這個大監獄，但真正令他堅持到底的是為了洗脫賣國父親帶給一家的恥辱。導演成功地帶出這種生為巴勒斯坦人就擺脫不了的政治和家族包袱──無論身在何處，巴勒斯坦人都被困於厚厚的政治壓力和使命感中，幾年前我在伊朗認識的巴勒斯坦同學莫不如此，一天立國未成功，心靈都像坐牢。至於《內戰》中的hassan，前途早被巴基斯坦反恐部門毀掉了，在美國走投無路，唯一剩下的就是穆斯林的身份。hassan有一段唸白令我想起去年七七倫敦爆炸其中一名巴基斯坦籍襲擊者西迪克‧汗。西迪克‧汗在告別錄影帶中說：英國是民主國家，英國人身為選民，選出一個向其同胞﹝伊斯蘭教徒﹞施暴的政權，因此要為自己的一票負上直接責任。正如他為保護穆斯林弟兄姊妹而賠上性命一樣。hassan在紐約施襲的理由同樣簡單直接，沒有一點神秘之處──既然全球穆斯林都是兄弟姊妹，兄弟受苦怎能坐視，死是保持一致、不欺騙自己的唯一方法。另外，他也知道，如果不行動，他肯定會像khalid那樣墮落，連最後的身份也丟掉。

兩位導演想「既譴責恐怖襲擊的同時拒絕將襲擊者妖魔化」，透過戲中一些角色，保留對自殺襲擊的譴責。結果有心無力，不能阻止襲擊發生的同時，反而令人發現，襲擊與不襲擊的抉擇之間，可以一點原則都沒有。對着《立見天國》的said和hassan，一個死了一個沒死，你可以譴責誰？導演求仁得仁，帶我們離開了黑白善惡的幻影，將我們曝露在戰場中。一場沒有道理可講的戰爭。

電影有時確實挺殘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