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朗讀書的日子，跟難民特別有緣。我因為長得像阿富汗的少數赫薩拉族，波斯語又講得不錯，波斯人就把我也算成阿富汗人，給我臉色看。受氣愈多，便愈喜歡跟赫薩拉人交朋友，被壓迫者總是較重兄弟情誼。唸政治的好朋友khorosh，父親是共產黨，蘇聯軍撤走阿富汗後被伊斯蘭聖戰士殺死，他就逃到伊朗讀書。在阿富汗，普什圖族和塔吉克族踩在赫薩拉人頭上；在伊朗，或者全世界，則沒有人管什麼普什圖塔吉克赫薩拉，總之來自阿富汗就只有窮鬼。
大學宿舍同房bashar，是個抽廉價煙抽至心臟病發的巴勒斯坦人，經常在房間裏重複又重複播着阿拉伯金曲ana haweet。他有一個從沒有到過的家鄉──一個位於以色列境內的城市；他有一本敘利亞發出的巴勒斯坦難民護照；他有一個心願，希望跟歐洲女人結婚，拿一本歐盟戶照，買一張單程機票到特拉維夫，逃到那片從來沒有到過卻令他一生寢食難安的土地。
有從其他地方逃到伊朗的，也有從伊朗逃出去的──庫爾德人。
我是庫爾德人高博迪逃亡的肇因之一，唔，其實只能說是令他提早了逃亡。他是個詩人，而民族感情強烈的詩人早晚是要逃亡的。寫詩故然會令他得罪人，十七歲的時候他就因為出詩刊被宗教領袖告他擾亂公安，但真正令他出事的，是教育。我在德黑蘭認識他那年，他二十四歲，買三文治賺了點錢後，在伊朗西部曾經鬧獨立的城市mahabad租了一個舖，打算開一間兒童圖書館，教庫爾德兒童讀書識字。讀庫爾德文書，識庫爾德文字。我們在零下的嚴寒中瑟縮於空店內，試圖以抽大麻擋住冷風，他連暖氣費都沒錢交，卻說「要用十年時間做兒童的培育工作，希望能培育出一些開明的庫爾德青年，庫爾德民族意識要從小培養。」
回香港後我寄了點錢過去，他用來買了三千多本書，民族主義教育事業真的搞起來了。圖書館很受歡迎，七十個孩子每天聚在千多呎的店內，一起看書、玩耍、繪畫、看電影、聊天、學習民主文化。到了晚上，高博迪繼續睡在沒有暖氣的店裏，戰鬥的熱情令他不覺寒冷。
七個月後，革命竟然突如其來。一名庫爾德民族主義者被伊朗當局殺了，屍體被綁在卡車後拖行遊街，mahabad的市民沒被嚇倒，反而都站出來抗爭，並且馬上在伊朗其他庫爾德人城市掀起了示威潮。高博迪當時在德黑蘭替圖書館買書，義工給他打電話，說示威被鎮壓下去，圖書館亦被伊朗情報機構封了。他趕回mahabad，幾十個小孩子在圖書館門外等他，大家都很難過和擔憂。他在信中說：「我的頭像山一樣重，很快我便知道，再也不能留在伊朗了。」
他最初計劃逃到阿富汗，但要橫越整個伊朗，太遠也太危險了。最順理成章是繼續往西走，跟隨很多伊朗庫爾德人的腳蹤逃到伊拉克北部「自由庫爾德斯坦」。我又寄了一點錢過去，足夠他跟蛇頭騎驢翻過雪山。後來聽他說，庫爾德人要從伊朗逃到伊拉克的，都要先得到某庫爾德政黨的許可，包括伊朗庫爾德斯民主黨、左傾komala黨、與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關係密切的pjak黨等等。大難臨頭不及細想，高博迪就因朋友的關係，掛單在komala黨裏，最終到了伊拉克北部的 solimanie。
三個月後，komala黨跟他說，不能讓他加入黨的遊擊隊，「因為你是民族主義者，我們則是搞共產主義的」。庫爾德人的遊擊隊叫pishmarga，意思就是「先死的人」。無論是伊朗、土耳其、伊拉克還是敘利亞的庫爾德人區，pishmarga的軍樂錄像都賣得成行成市，嘭嘭聲聽得人血脈沸騰。那班在山區冒着艱險與土耳其土兵、伊朗波斯人政權、伊拉克阿拉伯人政權奮戰的遊擊隊，是很多庫爾德青年的模範，那片山區是清清楚楚的鬥爭前線。
高博迪離開了黨，在一間印刷廠找到一份體力活，工人很低，好處是每天能乘便免費看盡庫爾德語報紙﹝他在伊朗沒有機會接受庫爾德語教育，波斯語比庫爾德語流利得多，詩也大多以波斯語寫﹞，工餘到學校唸哲學。那段日子，土耳其政府聯合伊朗政府，在美國的默許下加強炮轟遊擊隊的山區基地，事件大得連香港的電視新聞也有報道。高博迪在印刷廠每天閱讀遊擊隊被攻擊的消息，心裏很難受，結果他按捺不住，連繫了一名在工人黨黨報工作的朋友，隻身到位於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三國邊境的ghandil山區向工人黨遊擊隊報到。
他出發前，我們在yahoo messenger談了一會兒。那時我剛在香港發起反以色列空襲黎巴嫩的集會，馬上興奮地給他看反戰集會的照片，意思是想得到他的認同。
他說：「很高興你仍活着……活着的意思就是能夠繼續做有意義的事。」
那對你有意義的事又是什麼呢？
「我計劃到伊拉克和土耳其邊境的Ghandil山區，和庫爾德工人黨的游擊隊一起。伊朗和土耳其準備向游擊隊發動進攻。我很擔心，這次可能回不來了。但我不能眼白白看着伊朗和土耳其向游擊隊開戰而袖手旁觀。」
一個人去嗎？
「對，一個人，庫爾德民主黨﹝按：在伊拉克北部執政的庫爾德政黨﹞的朋友不像我那麼投入。」
你不懂開槍，怎麼打仗？
「懂不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和那些偉大的人﹝工人黨游擊隊﹞在一起，令他們不感到孤單，令他們知道我將心也交出來了。」
我正為原先的自以為是感到難為情，這時高博迪說：
「世事真奇怪。你為反戰奮鬥，但我卻趕赴戰場。畢竟我和你的處境有分別。我的民族有四千萬人，但被四個國家﹝按：四個國家分別是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分隔了。」
在ghandil山區逗留了一個多月，期間發生了什麼事，高博迪前後說了兩個版本。他說，到了山區後加入了遊擊隊的醫療後勤小組，也曾想過到前線作戰，但因為下不了手殺人，最終作罷。後來他說，其實是那段時間上的哲學課，令他認定不能單以殺人的武器來爭戰。「必要的是知道有其他出路存在，哲思之路、科學之路、經濟之路、政治之路、教育孩子之路，都可助我們打敗敵人。」他沒有說過遊擊隊一句不好的話，也沒有把內心的掙扎講出來，但我想，離開是一個多麼不容易的決定。高博迪從庫爾德運動的邊緣逐步迎向核心，在家鄉寫民族詩歌振奮人心、往民族獨立聖地mahabad搞兒童圖書館、逃到伊拉克加入政黨、最後隻身挺進埋身肉搏的前線，和一班隨時等着為庫爾德民族理想犧牲的隊員生活了一個月。這不是他心中的火一直帶着他走的路嗎？為何在這時才退了下來？難道他發現自己走錯了路？
總之，離開山區時，他改變了自己人生的目標，決定到歐洲學哲學。
為着這個新目標，他要經歷另一次逃亡。他如此記下逃亡的過程：
「我們先來到伊拉克境內庫爾德斯坦的西北，循那裏進入土耳其庫爾德斯坦，再到了伊斯坦布爾。身上沒有護照也沒有任何證明文件。我非常害怕如果在土耳其被捕，會被遣返伊朗﹝按：已有多名庫爾德民族主義運動參與者被伊朗處死﹞，實在非常危險。
「幸好，經過幾天行程，我們逃出了土耳其，之後一共步行了七天，經過保加利亞，到了希臘西北的alexanderpoli。從那裏坐車到了saloniki城，被警察抓住，投進仿如監獄的難民營。
「在難民營困了一個月，當局給我們發了一個證明，囑我們拿着證明，十天內離開希臘領土，到別的國家去。與我一起的同伴有錢，足夠去英國、瑞典或其他國家，但我決定留在希臘。如今，我在希臘已經生活了一年四個月，我能夠生存下來，而且終於有了思想的自由，沒有人會因為我的思想把我投進監牢。
「我決定好好學希臘語，這對學習哲學及庫爾德文學有幫助。希臘語很甜美，希臘音樂也非常動聽。我希望好好瞭解希臘的文化和哲學，一定要抵過艱辛，盡力而為。在和我差不多同時來的人中，我的希臘語算最好，口音也好。我正在讀希臘文譯本的《小王子》，讀了十頁。」
在希臘，高博迪是難民。到了歐洲，庫爾德人、波斯人、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阿拉伯人再無高低可分，全部都是難民，彼此且成了求職的競爭對手。高博迪跟人學會了舖廁所瓷磚的手藝，每天在「人力市場」等開工，開足一星期工才賺一百五十歐元，雙手滿是傷痕。自己吃飯的錢是能賺到的，但很難持續匯錢回伊朗老家。有思想自由卻沒有時間思想，讀書也變得愈來愈不可能，高博迪陷入了另一個困局。
「假使我能留在mahabad就好了，起碼在那裏我可以做對庫爾德斯坦有用的事。現在每日只剩下為謀食發愁，為了養活家人，也為了籌錢還你的債。實在非常可笑。我愈來愈討厭自己。」
我再給他寄了點錢，讓他匯到伊朗接濟家人。我說，在我那個遙遠的城市，除了錢什麼都沒有。我說，可不可以把你的故事寫下來？
圖：高博迪在家鄉bijar，二零零四年。
逃亡也是旅行的一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