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亡

逃亡也是旅行的一種。

在伊朗讀書的日子，跟難民特別有緣。我因為長得像阿富汗的少數赫薩拉族，波斯語又講得不錯，波斯人就把我也算成阿富汗人，給我臉色看。受氣愈多，便愈喜歡跟赫薩拉人交朋友，被壓迫者總是較重兄弟情誼。唸政治的好朋友khorosh，父親是共產黨，蘇聯軍撤走阿富汗後被伊斯蘭聖戰士殺死，他就逃到伊朗讀書。在阿富汗，普什圖族和塔吉克族踩在赫薩拉人頭上；在伊朗，或者全世界，則沒有人管什麼普什圖塔吉克赫薩拉，總之來自阿富汗就只有窮鬼。

大學宿舍同房bashar，是個抽廉價煙抽至心臟病發的巴勒斯坦人，經常在房間裏重複又重複播着阿拉伯金曲ana haweet。他有一個從沒有到過的家鄉──一個位於以色列境內的城市；他有一本敘利亞發出的巴勒斯坦難民護照；他有一個心願，希望跟歐洲女人結婚，拿一本歐盟戶照，買一張單程機票到特拉維夫，逃到那片從來沒有到過卻令他一生寢食難安的土地。

有從其他地方逃到伊朗的，也有從伊朗逃出去的──庫爾德人。

我是庫爾德人高博迪逃亡的肇因之一，唔，其實只能說是令他提早了逃亡。他是個詩人，而民族感情強烈的詩人早晚是要逃亡的。寫詩故然會令他得罪人，十七歲的時候他就因為出詩刊被宗教領袖告他擾亂公安，但真正令他出事的，是教育。我在德黑蘭認識他那年，他二十四歲，買三文治賺了點錢後，在伊朗西部曾經鬧獨立的城市mahabad租了一個舖，打算開一間兒童圖書館，教庫爾德兒童讀書識字。讀庫爾德文書，識庫爾德文字。我們在零下的嚴寒中瑟縮於空店內，試圖以抽大麻擋住冷風，他連暖氣費都沒錢交，卻說「要用十年時間做兒童的培育工作，希望能培育出一些開明的庫爾德青年，庫爾德民族意識要從小培養。」

回香港後我寄了點錢過去，他用來買了三千多本書，民族主義教育事業真的搞起來了。圖書館很受歡迎，七十個孩子每天聚在千多呎的店內，一起看書、玩耍、繪畫、看電影、聊天、學習民主文化。到了晚上，高博迪繼續睡在沒有暖氣的店裏，戰鬥的熱情令他不覺寒冷。

七個月後，革命竟然突如其來。一名庫爾德民族主義者被伊朗當局殺了，屍體被綁在卡車後拖行遊街，mahabad的市民沒被嚇倒，反而都站出來抗爭，並且馬上在伊朗其他庫爾德人城市掀起了示威潮。高博迪當時在德黑蘭替圖書館買書，義工給他打電話，說示威被鎮壓下去，圖書館亦被伊朗情報機構封了。他趕回mahabad，幾十個小孩子在圖書館門外等他，大家都很難過和擔憂。他在信中說：「我的頭像山一樣重，很快我便知道，再也不能留在伊朗了。」

他最初計劃逃到阿富汗，但要橫越整個伊朗，太遠也太危險了。最順理成章是繼續往西走，跟隨很多伊朗庫爾德人的腳蹤逃到伊拉克北部「自由庫爾德斯坦」。我又寄了一點錢過去，足夠他跟蛇頭騎驢翻過雪山。後來聽他說，庫爾德人要從伊朗逃到伊拉克的，都要先得到某庫爾德政黨的許可，包括伊朗庫爾德斯民主黨、左傾komala黨、與土耳其庫爾德工人黨關係密切的pjak黨等等。大難臨頭不及細想，高博迪就因朋友的關係，掛單在komala黨裏，最終到了伊拉克北部的 solimanie。

三個月後，komala黨跟他說，不能讓他加入黨的遊擊隊，「因為你是民族主義者，我們則是搞共產主義的」。庫爾德人的遊擊隊叫pishmarga，意思就是「先死的人」。無論是伊朗、土耳其、伊拉克還是敘利亞的庫爾德人區，pishmarga的軍樂錄像都賣得成行成市，嘭嘭聲聽得人血脈沸騰。那班在山區冒着艱險與土耳其土兵、伊朗波斯人政權、伊拉克阿拉伯人政權奮戰的遊擊隊，是很多庫爾德青年的模範，那片山區是清清楚楚的鬥爭前線。

高博迪離開了黨，在一間印刷廠找到一份體力活，工人很低，好處是每天能乘便免費看盡庫爾德語報紙﹝他在伊朗沒有機會接受庫爾德語教育，波斯語比庫爾德語流利得多，詩也大多以波斯語寫﹞，工餘到學校唸哲學。那段日子，土耳其政府聯合伊朗政府，在美國的默許下加強炮轟遊擊隊的山區基地，事件大得連香港的電視新聞也有報道。高博迪在印刷廠每天閱讀遊擊隊被攻擊的消息，心裏很難受，結果他按捺不住，連繫了一名在工人黨黨報工作的朋友，隻身到位於伊拉克、伊朗和土耳其三國邊境的ghandil山區向工人黨遊擊隊報到。

他出發前，我們在yahoo messenger談了一會兒。那時我剛在香港發起反以色列空襲黎巴嫩的集會，馬上興奮地給他看反戰集會的照片，意思是想得到他的認同。

他說：「很高興你仍活着……活着的意思就是能夠繼續做有意義的事。」

那對你有意義的事又是什麼呢？

「我計劃到伊拉克和土耳其邊境的Ghandil山區，和庫爾德工人黨的游擊隊一起。伊朗和土耳其準備向游擊隊發動進攻。我很擔心，這次可能回不來了。但我不能眼白白看着伊朗和土耳其向游擊隊開戰而袖手旁觀。」

一個人去嗎？

「對，一個人，庫爾德民主黨﹝按：在伊拉克北部執政的庫爾德政黨﹞的朋友不像我那麼投入。」

你不懂開槍，怎麼打仗？

「懂不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和那些偉大的人﹝工人黨游擊隊﹞在一起，令他們不感到孤單，令他們知道我將心也交出來了。」

我正為原先的自以為是感到難為情，這時高博迪說：

「世事真奇怪。你為反戰奮鬥，但我卻趕赴戰場。畢竟我和你的處境有分別。我的民族有四千萬人，但被四個國家﹝按：四個國家分別是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分隔了。」

在ghandil山區逗留了一個多月，期間發生了什麼事，高博迪前後說了兩個版本。他說，到了山區後加入了遊擊隊的醫療後勤小組，也曾想過到前線作戰，但因為下不了手殺人，最終作罷。後來他說，其實是那段時間上的哲學課，令他認定不能單以殺人的武器來爭戰。「必要的是知道有其他出路存在，哲思之路、科學之路、經濟之路、政治之路、教育孩子之路，都可助我們打敗敵人。」他沒有說過遊擊隊一句不好的話，也沒有把內心的掙扎講出來，但我想，離開是一個多麼不容易的決定。高博迪從庫爾德運動的邊緣逐步迎向核心，在家鄉寫民族詩歌振奮人心、往民族獨立聖地mahabad搞兒童圖書館、逃到伊拉克加入政黨、最後隻身挺進埋身肉搏的前線，和一班隨時等着為庫爾德民族理想犧牲的隊員生活了一個月。這不是他心中的火一直帶着他走的路嗎？為何在這時才退了下來？難道他發現自己走錯了路？

總之，離開山區時，他改變了自己人生的目標，決定到歐洲學哲學。

為着這個新目標，他要經歷另一次逃亡。他如此記下逃亡的過程：

「我們先來到伊拉克境內庫爾德斯坦的西北，循那裏進入土耳其庫爾德斯坦，再到了伊斯坦布爾。身上沒有護照也沒有任何證明文件。我非常害怕如果在土耳其被捕，會被遣返伊朗﹝按：已有多名庫爾德民族主義運動參與者被伊朗處死﹞，實在非常危險。

「幸好，經過幾天行程，我們逃出了土耳其，之後一共步行了七天，經過保加利亞，到了希臘西北的alexanderpoli。從那裏坐車到了saloniki城，被警察抓住，投進仿如監獄的難民營。

「在難民營困了一個月，當局給我們發了一個證明，囑我們拿着證明，十天內離開希臘領土，到別的國家去。與我一起的同伴有錢，足夠去英國、瑞典或其他國家，但我決定留在希臘。如今，我在希臘已經生活了一年四個月，我能夠生存下來，而且終於有了思想的自由，沒有人會因為我的思想把我投進監牢。

「我決定好好學希臘語，這對學習哲學及庫爾德文學有幫助。希臘語很甜美，希臘音樂也非常動聽。我希望好好瞭解希臘的文化和哲學，一定要抵過艱辛，盡力而為。在和我差不多同時來的人中，我的希臘語算最好，口音也好。我正在讀希臘文譯本的《小王子》，讀了十頁。」

在希臘，高博迪是難民。到了歐洲，庫爾德人、波斯人、阿富汗人、巴基斯坦人、阿拉伯人再無高低可分，全部都是難民，彼此且成了求職的競爭對手。高博迪跟人學會了舖廁所瓷磚的手藝，每天在「人力市場」等開工，開足一星期工才賺一百五十歐元，雙手滿是傷痕。自己吃飯的錢是能賺到的，但很難持續匯錢回伊朗老家。有思想自由卻沒有時間思想，讀書也變得愈來愈不可能，高博迪陷入了另一個困局。

「假使我能留在mahabad就好了，起碼在那裏我可以做對庫爾德斯坦有用的事。現在每日只剩下為謀食發愁，為了養活家人，也為了籌錢還你的債。實在非常可笑。我愈來愈討厭自己。」

我再給他寄了點錢，讓他匯到伊朗接濟家人。我說，在我那個遙遠的城市，除了錢什麼都沒有。我說，可不可以把你的故事寫下來？

圖：高博迪在家鄉bijar，二零零四年。

時代廣場容不下自由神像──訪街頭表演人有趣先生

上星期六白天，銅鑼灣時代廣場出現一奇景：長居美國紐約的自由神像突然在我城出現。初到陌生地，他第一時間來到名字很熟悉的times square，因為紐約也有一個。除了慣常地手持火炬外，他還一反常態，不時舉起一把熊貓雨傘，搭配古怪，吸引了不少孩子上前逗樂。眾所周知，香港的時代 廣場最怕自由，過了不久，神像被多至十一名保安包圍，聲色俱厲地威脅要趕他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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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神像」是香港街頭表演人「有趣先生」﹝Mr. Funny，本名蘇春就﹞的最新造型。在youtube看到有趣先生「一支公」被十多人圍仍然意志堅定，應對自如，實在非常佩服，心想此人一定慣跑江湖， 經過了百般磨煉。之前寫過小販在官府嚴厲打擊下如何虎口謀生，今早有幸跟有趣先生談天，第一次得聞香港街頭表演人游刃於警察、保安和「地頭蟲」之間的奇 事。趁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將於下星期六﹝五月三十一日﹞討論香港的公共空間，先跟大家分享。

先來一句soundbite：「如果你信念不夠，堅持不夠，根本沒需要受這些壓力。」

今年三月以來，有趣先生每星期起碼會到時代廣場做一次表演，每次兩至三小時。最初時代廣場的保安只是口頭警告他，語氣還算和善﹝但我記得，三月初時 代廣場已試過報警﹞，到了四月中開始加強干擾，每次都向他發「休憩用地規條」，最近一個月，時代廣場索性逢星期六和星期日用鐵馬圍着三個區域，自己出錢請 小丑表演、請藝團打鼓跳舞，總之令其他民間表演者再沒有位置做。有趣先生於是改變策略，靜靜地扮自由神像，最終就出現了十一個保安員圍着他的場面。

「星期六的事件令我發現，去到最終他們其實對我沒辦法，好笑的是他們硬要威嚇，下令我五分鐘離開。我也真想給他們抬走，他們之後卻逐個散開。」

兩件事令有趣先生很憤怒。第一：他只是每星期到時代廣場做一次表演，每次兩至三小時，但管理公司連這個都容忍不了。第二：保安員在公眾面前抹黑他， 說他一個星期來兩次，收人錢，是商業活動。「我沒有『收人錢』，我是如歐洲的表演者一樣，放一頂帽子在地上，喜歡打賞便打賞。他們請人在圍欄內表演，就真 的是商業活動。我覺得好憤怒。他們還說這裏是私人地方，由頭到尾都是私人地方。我便質疑說，如果是私人物業，那你們為什麼不敢再開咖啡店？」

「他們這麼多人，我也有心理壓力，但這也激發起我搞對抗的心，是被迫搞對抗......十一個人圍着一個表演者，這是什麼行為，這是好負面的做法......我已經測試了他們的底線，警察已跟他們說最好不要有身體接觸。我甚至有想過天天去表演，直至政府出新指引。」

有趣先生的語氣堅定，而我經過幾次在時代廣場舉辦活動後，深深體會到，就算你要求的只是每星期到這個地方表演兩、三個小時，為經過的市民帶來一點歡樂，你也必須跟有趣先生一樣堅定。

「如果你信念不夠，堅持不夠，根本沒需要受這些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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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先生十二年前辭了海洋公園小丑的職事後，轉為自由表演人，專門接商業表演。二零零五年，他決定開展另一番街頭表演的事業，每星期至少上街表演一 次，去年開始一星期做三日。「一九九五年時已經試過，那時市民不怎麼理會，自己的能力也有限，吸引不了觀眾，聚不了人。現在有互聯網，而且好多人去過歐洲 旅遊。觀眾開始了解街頭表演文化是什麼一回事。有反應，收入亦多了。」

街道是很奇妙的地方，就像一條旺角西洋菜南街行人專用區，我們逛着覺得熱鬧過癮，卻不會深究構成熱鬧的複雜人際網絡。唯有在街上長期「打躉」的才會 曉得：兩側的店東和職員、收賣舊電話檔主、通訊公司攤位sales、富豪雪糕車操作員、街坊、警察、食環署職員，還有更多我們沒留意到的。有趣先生二零零 五年隻身踩進這個網絡，表演一開始便吸引了很多市民駐足，所有「地頭蟲」都為之側目，他亦很快得罪了人。

首先不滿他的是西洋菜街的商戶。「店舖有個奇怪的思維，就是在店前做表演聚人流是阻礙他們做生意。他們覺得店前面的地方也是他們的，濫用警方的權力 來打壓街頭表演人。」他一表演，就有店舖投訴，警察就來管，「一開始用威嚇語氣，一過來就問：『你响度做咩？有冇申請？』......警察常常口頭話我犯 法，我說，我犯法你便拘捕我吧。警察試過一晚出現三次，還會用不同的方法，有時用軟功，捉住你談半小時。警察說，因為有人投訴就要處理，有時他們會叫我移 過一點表演。我說這樣移來移去，最終不是一直移到街尾的公園才能表演嗎？」

這樣一直跟警察﹝亦即間接地與商戶﹞拉鋸，到零六年四月四日，有趣先生如常表演「吞火」絕技，警察終以香港法例第228章《簡易程序治罪條例》第4 條「在公眾地方犯的妨擾罪等」第23節「進行任何遊戲或消遣而對居民或路人造成煩擾；或在公眾地方進行任何遊戲或遊蕩，以致在該處造成阻礙或形成喧鬧的集 會」向他發告票。「吞火」被告，此事也在輿論引起了一陣討論，結果律政司決定撤銷起訴，算是勝了一仗。

「朋友當時說，當庭釋放，你就算拿了半個﹝街頭表演﹞牌照了。」哪知，回到西洋菜街表演，警察繼續來，還是那一句「有人投訴就要處理」。直到今年才 真的稍見寬鬆，少了警察，「可能打去投訴的人都慣了，大家都習慣了，這是長期爭取下來的。商舖都會見到，表演其實冇影響他們的生意。行動是很重要的！」

要磨合的除了給了貴租的商戶，也包括一齊在街頭搵食的。西洋菜街有二十檔收買舊電話，推銷電話服務的更多。一張摺櫈為界的收買檔，不滿有趣先生吸引 太多觀眾，說阻着做生意。「我就據理力爭。道理很簡單：條街是公眾的，沒有人有權趕走誰。他們要求觀眾圈圍小一點，那可以，大家盡量配合協商。後來在街道 談判了一次，他們也知道道理講不過。我一星期落黎一次，兩至三個鐘，與他們相比，誰佔公共空間的時間較長？」「那有沒有人向你收保護費呢？」「香港進步 了，沒有人收陀地。如果要收便給他吧。小市民生活，江湖道義還是有的。況且他們也會計數，知道根本不值得冒險﹝收保護費﹞。旺角區設置了很多閉路電視，收 我一千幾百保護費隨時被警察拘捕，還不如賣『四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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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幾乎每一天都行街，但我們大多不認識街的生態。之前有關公共空間的討論，有一票論者和議員不斷地重複「空間焉能冇皇管」、「保安都係打份工」、 「人人都要搞活動，豈不亂晒大籠」、「香港街道狹窄，情況特殊」等說詞，實際效果就是令人以為目前密集式的保安是唯一的空間管理模式。其實，不單警察和保 安公司才懂得控制人流，資深的街頭表演者都是人流控制的專家。

有趣先生說，每個地方的街道都有不同的特點，表演類型和時間都要配合。譬如香港路窄，表演時間大約在十至十五分鐘左右──計算方法是，當圍聚的觀眾達到高峰﹝約二至三百人﹞，便要開始做ending，在三至五分鐘內完成表演，這樣就不至阻塞街道。憑經驗，他能夠估計在什麼地方做什麼表演可以吸引多少人圍觀，並因應表演空間大小選擇不同的模式，亦會照顧觀眾的接受程度﹝例如不玩噴火玩吞火，零六年被告 後連吞火也不玩﹞。三月初在時代廣場，有趣先生為了吸引最多的人，打響頭炮，玩的都是動作幅度大，使用空間較多的雜耍，及至時代廣場出招圍起私家表演區， 廣場空間大幅縮小，他便改做靜態表演，減少圍觀人數。「我感覺到自己的優勢﹝相對於時代廣場﹞，你不做時我便做。兩點前八點後，中間的空隙也可以做，總之 我看着你如何出招。你沒可能二十四小時請人來。當然如果真的肯出錢請人二十四小時表演也是好事，起碼同行們多了工作......」

街頭表演人看空間的眼光很特別。他們不像舞台表演者，關起門構思苦練，布幕掀開就表演至落幕，無論有多少觀眾。街頭表演人是與街道與觀眾共生的，他 們要控制的不單是自己的身體，而是包括觀眾的表演圈，以至整段街道。有趣先生說，適合街頭表演的場地一定要人多，「我們是提供娛樂給人的，沒人就沒互動， 當聚到二、三百人時，氣氛會好warm」；另外，在他眼中，街道比廣場更加有趣，更有潛質成為街頭表演區。「旺角西洋菜街可以容許十個表演同時進行，但尖 沙嘴五支旗桿最多兩至三個，時代廣場也是二至三個，做不到表演街道的感覺。」他說，街道表演區和廣場表演區，一個是「行」，一個是「轉」，有兩、三個表演 的廣場，只能像嘉年華會，一眼看盡，不像街道，行人看不到前面有什麼，遇到一個接一個表演，人會愈來愈興奮。「就像入鬼屋，又驚又鍾意去。」可惜的是，西 洋菜街做了三年，還是只得三、兩個比較隱定的表演單位。

再談下去，就涉及街頭表演的階級性。有趣先生很清楚，他選擇的表演場地就決定了他要取悅的觀眾類型。「有什麼動力在街頭做？因為香港有需要，要提升 觀眾質素。如果全部是殿堂級表演，那基層市民如何？我們希望十八區都發展出表演街道，讓基層有選擇。《萬世歌王》不是草根階層的經常節目，街頭表演讓他們 都可看到高質素和不同的表演......屯門天水圍的人有多少一年會去一次海洋公園和迪士尼？好少的。」他再把自發的街頭表演和商業的街頭表演也區別開 來。「商業表演由老闆話事，指定動作、指定時間，像時代廣場請來的打鼓，一日四場每場十五分鐘。自發的街頭表演不需要特定，自發表演是觀眾等緊你做 show，夠二十人就開始......街頭表演也是很好的訓練場。做任何表演都可以。目前我計劃每一個月都以新形象出現。今個月自由神像，下個月扮差 利......最重要是令市民開心。現在的打工仔隨時每天工作十小時以上，放工行過，我給他們十分鐘八分鐘的開心，對他都有紓壓作用，令他有機會笑一笑。」

「如果時代廣場請我做表演，按我的宗旨，我不會做，因為這裏是公共空間。除非，他們請我入商場做，就有可能；但如果請我到外面，我不會接受。因為他們的公關很差，侮辱我，抹黑我。」「為何這麼堅持時代廣場要開放？」「因為有民憤，要撥亂反正，希望有財團做到正面回應市民。現在的財團商家的形象都很負面，側側膊賺這麼多錢。靜靜開咖啡室又辯稱不小心，完全講不通。挑戰﹝時代廣場的規則﹞是有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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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西洋菜街和銅鑼灣時代廣場，有趣先生也講了自己在五支旗杆、銅鑼灣紀利佐治街「三煞位」、尖沙嘴文化中心的空間鬥爭。而他不單止探索本地的街道，也特意到日本和新加坡等地做表演，因為「街頭藝人需要周遊列國，擴闊視野，每個地方的街頭表演都有不同生態。」 他說日本的街頭表演好單一，幾乎全是樂隊打band，他和拍檔沒牌照沒申請就被日本警察驅趕，也曾被日本的幫會「兇」。「在日本玩火和玩默劇聚不了人，後 來在火車站外做自由神像和李小龍反應倒不錯。」到了新加坡表演，更慘，人都很好，跟你點頭微笑，但就是不會圍聚看表演，最多只得五十人。「新加坡人好像沒 有好奇心，難以理解。到了一個地方，才知道有什麼不同......是否這城市太過急促，不容許人們停留？」

比對外地街頭後，有趣先生反而發現香港觀眾的好：「香港人真的好有好奇心和好八卦。」我爆笑出來，幻想着一條充滿着八卦精的街道，一個人抬頭超過五秒就有十個人會跟着抬頭，大家就着一個無聊的話題胡扯一番，確實很好玩也很好笑。

「我會繼續身先士卒﹝拓展香港的街頭表演空間﹞，因為進度緩慢，做了三年都得幾個人，我想提攜一些新人。希望自己做的有示範作用，令新一代有機會。」

身先士卒。確實，在香港地，要堅持站在街上逗人開心，需要的勇氣和毅力不比軍人上戰場打仗來得少。

連結：有趣先生上星期六被圍實況。
http://hk.youtube.com/watch?v=re6j1rEACCM
http://hk.youtube.com/watch?v=TFy223_pabw
http://hk.youtube.com/watch?v=Q5DBdeZptds

圖片攝影：LAW LIK CHI

轉貼自香港獨立媒體

鄰居捉了一條大蚺蛇

聽鄰居說，附近草堆還有很多。友人說，蟒蛇馴良，希望蛇大哥能逃過一死。鄰居已CALL漁農處來──是放生吧。

循環

自從年初起，我斷斷續續地寫了幾篇萬多二萬字的遊記，原來的計劃是以一本書的模樣在書展中出現。寫了四篇後卻無以為繼，不是沒有東西可寫，拼拼湊湊下來有上十萬字的材料，是發不了力。那其實跟身體有關，手指的關節在濕熱中頑固地繃緊，經常都有將每一段指節甩掉算數的欲望。頸、肩膀、手腕、膝蓋、腰脊，我會有機會把你們一一拆開、仔細研究那咯嘞洛嘞的聲響是如何出來的。

醫生叫我游水我偏好踩單車，十年前左右常常流傳說踏單車會令陰囊溫度上升令精子不活躍，但踩單車，尤其是貴價單車那種流暢感和速度感，野獸一樣咬着土地，還管得上要用顯微鏡才看得見的精蟲的游泳速度嗎？

為了寫那些現在已無處發表的遊記，我重看又重看三、四年前的筆記和信件，到最近，我又捧起那二千多頁的波斯語漢語大辭典，複習起波斯語來。書出不成，在香港讀書又沒着落，看來也是時候到伊朗小住一陣子。

循環。

夢想成真！

十月二十四日，星期二，大夥兒都趁減價去《浮花》或《放逐》，我則在銅鑼灣的大街上尋找印尼女仔或者巴基斯坦男人。真的給我見到！一個印尼女仔穿着絕不馬 虎的彩衣，步伐踏實莊重令人聯想到很重要的約會。真的給我見到！在獨立媒體辦公室樓下那間米線舖前，那個巴基斯坦男子頭戴一頂繡上巴基斯坦國旗的禮帽，身 穿熨得貼服的shawar kameez，型。

那天是個很少香港人紀念的大日子。

搭 六一九號巴士到觀塘裕民坊，向西走三十米，就到了裕民大廈的樓梯口。這些日子裏，我聽到很多關於裕民大廈的故事﹝有一些叫人咋舌的﹞，樓頂有和地鐵平排的 天台屋﹝租金應該沒有因為《墮落天使》而飊升﹞、下面一層是一樓一鳳、我那個由十二歲開始做苦力的朋友不知住在哪一層。經過在印度開製衣廠的鄭姑娘的樓梯 舖，上到二樓，洛奇健美中心門外站着幾名仍然保留史泰龍精神的健美先生。再隔壁的門口寫着Khatme-Nubuwwat Movement Hong Kong，到了，擰開門，裏面只有兩個人。離黃昏禮拜時間還有十分鐘，我恭敬地與兩位握手，說EID-ul-FITR MOBARAK﹝開齋節快樂！﹞。其實在上來之前，已經知道錯過了開齋節的聚禮──那是我在裕民坊公園用英語向幾名巴基斯坦人搭訕，其中一人用廣東話說「你講乜野呀！」之後說的。聽講在早上七點多八點時，有二百人參加聚禮，五百呎不到的單位當然不夠用，於是很多人就擠到洛奇健美中心外跪拜。地上還留下了報紙。

對上一次上來Khatme-Nubuwwat Movement Hong Kong古蘭經學校時，那個與我握手的古蘭經教師Hafiz Tahir Iqbal正在指導小朋友唸古蘭經，小朋友搖頭晃腦的背書姿態被西方傳媒再見為伊斯蘭教的「洗腦教育」的證據﹝記者在最後會補上一句，在這些小朋友中，將會有很多人加入反西方的塔利班﹞。當天上去時卻不見一個小朋友──古蘭經學校在開齋節放假，大家都留在家裏或者到親戚家裏慶祝。

古蘭經學校的單邊窗戶正對西方，對穆民來說坐向一流。最後來了作黃昏禮拜的七、八個男人向着窗戶的方向跪拜，我見到對面的日式速食店的霓虹燈，他們則心儀那遙遠的聖城麥加的「克兒白」（天房）。發現觀塘數以百計巴基斯坦人的「生活方向」，有一種分享了他們的空間秘密的快感。這些穿着shewar kameez的大男人在人群當中穿穿插插，看似分散實質幾百人已建立了一個緊密的「生活方向」。中 小學生一放學就揹着大包到古蘭經學校跟imam hafiz背書，做保安的做地盤的做搬運的做生意的男人收工就換上shawar kameez上去古蘭經學校禮拜和聊天。齋月期間觀塘的穆民每晚八點四十五分都到古蘭經學校參加背經儀式，由imam hafiz帶領一個月就背了古蘭經兩次。有一晚近九點我在輔仁街和物華街交界的仁和堂喝火麻仁清熱，就見到不止一個巴基斯坦男人朝着康寧道方向急步走，呀 我那時就知道，他們是吃過晚飯後趕着去參加背經。一個五百呎的單位成為幾百人的核心。

這裏的人，個個住在觀塘十幾二十年，我只來了幾次就 訝異於他們生活的厚度與豐富，蔡榮芳有本書叫《香港人之香港史》，如果能進一步寫出一本《印巴人之香港史》或者《巴基斯坦之觀塘史》，能不叫我們眼界大 開？在一間包裝搬屋公司做senior supervisor的Asif Khan，在觀塘租樓住了十四年，「住慣咗都唔想搬去第二區囉。」Asif的老婆仔女都在巴基斯坦，响香港搵食的只有兄弟幾人和老父。一支公，買餸煮飯全 部自己搞掂，自然熟晒路。買清真肉去牛頭角道，行街就去尖沙嘴﹝順便搵老友吹水﹞，或者到坪石的運動場打手球。當然，出入得最密的還是古蘭經學校，「我們好重視一齊拜神，沒有這個地方以先﹝古蘭經學校在七年前才開始﹞，我們要出尖沙嘴拜神，或者在屋企拜。但我們鍾意一起拜神，有問題一齊傾一齊解決。」

這種對緊密組織的渴求其來有自。「我在巴基斯坦的村子﹝位於伊斯蘭堡和白沙瓦中間的Attock附近﹞裏有三千人，個個都好團結，如果夜晚有賊有什麼的，一大喊就全部人拿着槍衝出來。」「在齋月，我們每個人都要盡自己的力捐錢，一百又好二百又好，集合起來交給imam hafiz，由他分配捐給窮人，通常都是送回巴基斯坦。」

對於重建，Asif Khan和很多觀塘巴基斯坦人認為最重要是找一個適合的地方做禮拜，延續這個社區中心，就夠了，個人的搬遷根本不是問題，市建局起多十個APM都唔理得咁多。在這件事上，他們對政府有期望：「我們不要賠償，我們只想政府安排一個大一些的地方給我們一齊拜神。」但Asif 知道，這個政府對待伊斯蘭教徒不會好到那裏去。他以將軍澳為例，「政府在調景嶺安排了一幢建築物的天台給那邊的穆斯林拜神。落雨就拜唔到，而且隔籬是球 場，小朋友在上古蘭經課或者拜神時會有波打過黎。」而上水翠麗花園居民代表「怕人流複雜」反對興建清真寺的事他們亦有所聽聞，卻知道幫不了手﹝據稱政府已 經批准工程﹞。Asif一名長鬚同鄉補上一句：「尤其在九一一後，個個當伊斯蘭教徒係恐怖分子。」大家留意，長鬚同鄉是用廣東話說這句話的。

之 後和inmedia一名編輯提起將軍澳這件事，大家愈說愈氣。穆斯林一般在行旅途中才會在室外禮拜，只要找到地方總會在室內拜，你給人家一個球場隔籬的天 台，這樣的規劃不是侮辱是什麼？上水的穆斯林只是想有一個地方聚會，一齊拜神，讓大家有守望相助的機會，然而我們有些人，卻用看黑社會的眼睛去論斷人家。 清真寺是伊斯蘭最聖潔的地方，要脫鞋子穿長褲必恭必敬才能進的地方，難道他們以為會成了黃賭毒的溫牀？巴基斯坦人來香港搵食，學廣東話做華人看不起的體力勞動，他們為融入香港社會而作的努力難道不值得我們尊重？﹝反觀那些來了香港十年八年淨係識講「飲茶」、「燒賣」的老外......﹞

在香港，對穆斯林的侮辱經常發生，但我沒想到原來我也會成為自己批評的人的一份子。講一個故事作結：

和Asif談話期間，年輕的imam hafiz一直坐在旁邊。我拿出一本﹝英國出版﹞的烏爾都語教材來打開話匣子，我說其實去了巴基斯坦好幾次，一直都很想學烏爾都語， 只是苦無機會，希望他找個人來教我。期間我將教科書放在地上﹝我們都坐在地上﹞，再放回包裏。imam hafiz面色一黑，跟Asif說了幾句話，然後Asif向我要回那本書。我還以為他想了解一下書本的課文，然而他只是看着封面一幅插圖上面的字，之後很 嚴肅地說：「你知不知道上面寫着什麼？」「不知道。」「那是Shahadah， 是一個穆斯林入教前說的證詞﹝按：即'ašhadu 'al-lā ilāha illā-llāh, wa 'ašhadu 'anna muħammadan rasūlu-llāh，意謂我作證除安拉真主以外別無真神，我作證穆罕默德是祂的使者﹞。那是跟古蘭經一樣神聖的話。我們絕不會將這句話放在地上，正如 我們不會將古蘭經放在地上，只會放在枱上或書架上。這本書是哪裏印的？」「我想是美國。﹝當時沒看真說錯了﹞。」「那怪不得。」

我感覺到，我這種無心之失對他們造成的冒犯，比起將軍澳的規劃當局或者反對起清真寺的上水居民只有過之而無不及。伊斯蘭教的核心象徵對於他們來說，重於生活上受的一切歧視。穆斯林不會為有華人反對修清真寺遊行，但他們會為丹麥一份報章幾張褻瀆穆罕默德的漫畫，走上廣東道。

尊重是一個漫長的學習過程。但我們這個社會，似乎連第一步也未踏出。

圖：觀塘穆斯林向着西方禮拜。

沒有黐線佬會一齊行動

游水也是一個人才能做的事，總有很多話想跟自己說。

怕凍又愛游水，有次聽到匈牙利有溫泉游泳池，圓滿得過份。證實自己有心臟病後，一定會飛過去游至暴斃。

潛水鏡沒有近視度數，所有的人都變得漂亮。

游水是給自己抽煙的理由，一加一減。

眼睛吃冰淇淋這五個字令人反胃，而在沙灘排隊沖身尤如置身毒氣房。

有個姓張的很喜歡游過海峽的大陸泳手，報道說他為了游水犧牲了自己的頭髮。寫稿的記者肯定是個秃子。

我的反戰自述

在這個多月來，為了引起香港人對中東戰事的關注，寫了好幾篇文章和聲明﹝就是被很多人看不起的文宣、註一﹞。如今以色列和真主黨已經停火幾個星期，香港人連戰火最激烈時都懶理遠方的殺戮，更何況阿嬌的偷怕照出現之後？雖然明知沒人看，市場亦早已消化了消息，我還是要寫，斷氣前也要提出下面的問題：

我們的國際社會，是否只懂得用文縐縐的決議和堂皇的國際會議收拾殘局，卻沒有判定是非/主持公義的能力？以色列在眾目睽睽下濫殺千名黎巴嫩平民，將黎巴嫩十多年的重建努力化為烏有，聯合國官員在戰鬥期間多次指以色列干犯戰爭及人道罪行。現在停火了，以色列拍拍屁股撤軍，卻沒有人再提他們要負上什麼責任。一班富裕國家的部長此時站出來裝好人，承諾捐多少多少錢給黎巴嫩作重建，彷彿將美鈔蓋住鮮血和屍體就等於伸張了公義。

言歸正傳。這陣子，每當有朋友問，為什麼我會關注遙遠的巴勒斯坦或黎巴嫩戰事，我便會跟他講我在伊朗認識的一位庫爾德族朋友高博迪的故事。我想將他的故事再說一遍。

在上月底香港舉行第二次反以色列集會過後幾天，我在yahoo messenger看到久未露面的高博迪在線上。我馬上興奮地給他看反戰集會的照片，意思是想得到他的認同。他說：

「很高興你仍活着……活着的意思就是能夠繼續做有意義的事。」
那對你有意義的事又是什麼呢？
「我計劃到伊拉克和土耳其邊境的Ghandil山區，和庫爾德工人黨的游擊隊一起。伊朗和土耳其準備向游擊隊發動進攻。我很擔心，這次可能回不來了。但我不能眼白白看着伊朗和土耳其向游擊隊開戰而袖手旁觀。」
一個人去嗎？
「對，一個人，庫爾德民主黨﹝按：在伊拉克北部執政的庫爾德政黨﹞的朋友不像我那麼投入。」
你不懂開槍，怎麼打仗？
「懂不懂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和那些偉大的人﹝工人黨游擊隊﹞在一起，令他們不感到孤單，令他們知道我將心也交出來了。」
我正為原先的自以為是感到難為情，這時高博迪說：
「世事真奇怪。你為反戰奮鬥，但我卻趕赴戰場。畢竟我和你的處境有分別。我的民族有四千萬人，但被四個國家﹝按：四個國家分別是土耳其、伊朗、伊拉克和敘利亞﹞分隔了。」

我想起和高博迪結伴遊歷伊朗庫爾德斯坦的日子。高博迪比我小幾歲，但無論體魄和胸襟都比我強壯廣大。他好像天生跟常規過不去，十多歲開始在家鄉的庫爾德小城組織詩社，被當地宗教領袖告到官裏，說他擾亂公安。小小年紀的他隻身到法庭自辯，最終勝訴。他因為不能忍受向歧視庫爾德族的宗教政權敬禮，拒服兵役，為此丟掉稅務局的肥缺。之後他一邊開三明治店一邊組織文藝活動，提倡庫爾德青年學庫爾德語，寫庫爾德詩歌。

這種人如果生在和平地區肯定會成為社會運動中堅，而他生為庫爾德人則注定要投身民族抗爭行列﹝像巴勒斯坦人一樣﹞。我記得一年半前他一邊抽着大麻一邊說：「人總有一死，沒有什麼好怕的，為了庫爾德斯坦我會戰鬥到底。」他真的一步一步走向抗爭的核心，去年年中由伊朗逃到伊拉克北部的庫爾德自治區，加入政黨搞組織工作。現在，這個詩人走上了前線對抗土耳其士兵，生死未卜。

寫稿時到網上查有關庫爾德的新聞，西方傳媒﹝即是在香港看得到的傳媒﹞照例集中報道土耳其海邊渡假聖地的連環炸彈襲擊，以及土耳其怎樣要求美國支持打擊恐怖組織；只有從伊拉克庫爾德地區的傳媒才能讀到事情的另一面──土耳其和伊朗軍隊炮轟庫爾德山區的情況。伊拉克庫爾德電視台Al-Sharqiyah八月二十九日報道：「土耳其軍隊炮轟Ghandil山區的庫爾德工人黨陣地，工人黨威脅炸毀伊朗和土耳其的輸油管報復……土耳其已經拒絕了工人黨的停火建議。」伊拉克庫爾德報章Hawlati八月二十三日報道：「伊朗軍隊向伊拉克境內十四條庫爾德村落發動攻擊，造成兩死數人受傷，許多家庭流離失所，但庫爾德自治政府和庫爾德民主黨官員至今沒有回應事件……來自Sharosha村的十三歲少年說，伊朗與庫爾德人為敵，它因為不喜歡庫爾德人所以轟炸我們。那不是工人黨的錯。」

大家應該留意到，我的朋友高博迪身處的Ghandil山區，正是土耳其軍隊猛烈炮轟的目標。我突然「發現」，這小子一路按着心裏的呼喚追求民族自決的理想，如今卻諷刺地加入了「恐怖組織」，成了「恐怖分子」﹝庫爾德工人黨被美國和歐盟列為恐怖組織，註二﹞。

故事說到這裏，如何理解悉隨尊便。你可以犬儒地說一句「各為其主、無可奈何」，亦可以來個後殖民國族主義分析……我自己聽後，卻是感到十分慚愧。我想到，我們之前在反對黎巴嫩戰爭時表現出來的熱心，可能只是落在某種結構裏的熱心﹝反美帝﹞。事實上，有更多壓迫和不義是發生在反美結構以外，我們卻對那些事情不聞不問──譬如伊拉克遜尼派和什葉派之間的仇殺，以及上面提到的庫爾德人更邊緣的等待。因此我不單沒有感到自己比一般人「關心」中東，反而愈發感到虧欠，因為我似乎更關心「加害者」是誰，而不是「被害者」是誰。

這番話早前在一個座談會上已經提過，當時有人回應，內容大概是無奈世上那麼多殺戮在發生，個人如此渺小，如何全部都關心關注？一個朋友立時面露慍色道，那你關心人嗎？之後他舉了在香港生活的南亞和非洲人做例子：「中東和非洲一點也不遠，中東和非洲就在對面街！」我覺得他準確地描述了我內心的歉疚──打開自己的心胸，抓住良心的感動，不被反美帝的結構困死，也許就是反戰之道，其實也是愛人之道。

註一：就黎巴嫩戰爭以及中東局勢寫的文章，可以到hoidick.blogspot.com或www.inmediahk.net瀏覽。那些文章主要希望為讀者提供了解中東問題的背景。

註二：庫爾德族的悲慘歷史，相信讀者必定有所聽聞。庫爾德著名歌手Cloth Bais說：「巴勒斯坦問題有這麼多人關注，因為阿拉伯人夠多。但其實庫爾德族是一個很大的民族，人口可能是巴勒斯坦的十倍。若果真正要說人權，那庫爾德應該放在首位才對。」在四個國家的庫爾德人區中，以伊拉克庫爾德人的遭遇最慘痛。在薩達姆執政的年代，數以萬計庫爾德人被殺，其中至少五千人是在兩伊戰爭後期死於化武攻擊。在另外三個地區，庫爾德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視。庫爾德人爭取獨立的運動一直以土耳其東南部為中心，由奧賈蘭領導的庫爾德工人黨多年來一直在山區跟土耳其士兵戰鬥，亦被指在土耳其各地發動襲擊。主流傳媒的講法是，持續二十多年的武力衝突造成超過三萬人死亡。奧賈蘭在一九九九年被捕後被判終身監禁，他在獄中改變了對武力抗爭的態度，爭取與土耳其政府和平解決庫爾德問題。他提出建立一個無國界的庫爾德斯坦民主邦聯，邦聯內同時實行三套法律﹝歐盟法律、土耳其/伊拉克/伊朗/敘利亞法律、庫爾德法律﹞。